編者按：本文緣起於2012年07月24日在澳門第十五屆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國際研討會議期間郭鎮之與梁悅悅在澳門竹灣酒店對蔡安安先生的一次訪談。因時間關係，訪談未能完成。後訪談者以電子郵件的方式繼續提出幾個問題，蔡安安先生于8月26日回信答覆。
蔡安安，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蔡氏兄弟（澳門）影視公司和珠海特區影視文化中心的董事長，最早涉足民營影視製作的開拓者，填補了澳門在影視文化產業方面的空白。他曾拍攝了澳門出品的第一部電影故事片《夜盜珍妃墓》和電影《大辮子的誘惑》，《還有一星期》，製作了電視片《南海明珠》、《海南，解纜揚帆》、《細說澳門》和電視劇《錯愛》等。
創業艱難百戰多：民營影視拓荒者蔡安安自述
我常說我既是澳門電影人，也是中國的老電影人。作為澳門電影人，我們是中國電影大家庭裡的小兄弟，算是新人。而就我個人來說，則是一個純粹的老電影人，如今已年過古稀了。
一、早年生活和影視藝術經歷
我和弟弟蔡元元入電影這行非常早。我們第一次登上銀幕是1949年，上海還沒有解放。那時黃佐臨導演是我爸爸（蔡松齡）在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同事，他既是話劇界布萊希特一派的創始人，也是老電影人。當時文華影業公司要拍一部由黃佐臨導演的電影《表》。影片改編自蘇聯小說，魯迅改編的，講一個流浪兒偷了一塊表，之後被送到教養院的故事。當時我爸爸被黃佐臨請去演兒童教養院的院長，而我和弟弟元元因為有在上海兒童教養院藝術館學習的經歷，也被挑中參加了演出。我當時演的是教養院的學生丁，一句對白都沒有，在演員表中排最後一名。而元元演的是一個五六歲的流浪兒小耗子，小癟三，總是跟主人公在一起，是很好玩兒的一個人物，黃佐臨也很喜歡他。這部電影可以說成就了一段佳話，就是我們父子三人都因為它而第一次接觸了電影，並從此和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2年，石揮和謝晉導演接下了拍攝電影《雞毛信》的任務，黃佐臨就向他們推薦了我弟弟，演影片的主人公海娃。當時蔡元元還不到11歲，他們到我家一看，覺得他太矮了。因為主人公海娃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兒童團長，而我當時正好12歲，個子比弟弟高一點，所以他們就定了由我來演主角。1952年10月5號，我就坐著車子到西山學放羊去了。這期間學放羊的是我、參加勞動的也是我，等我和全組都混熟了，已經拍了四五十個鏡頭的時候，演兒童團員的蔡元元和馬立來了。結果導演發現他比我更像農村孩子，我傻乎乎的，又長得比較秀氣，不像農村小孩，於是就做了一個英明決定：把我給換掉了，讓蔡元元演海娃。當然他們為了安慰我，還是讓我演了一個次要角色，兒童團長狗娃。
蔡元元在《雞毛信》之後還出演過《小夥伴》、《林家鋪子》等電影，後來主要做導演，他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而我在《雞毛信》後也演了些戲，比如在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中扮演了祥林嫂的小叔子，在《在烈火中永生》中演了雙槍老太婆的兒子——大學生華為（而我父親那次演華為的父親、地下工作者華子良）。1979年，我還在淩子風導演的《李四光》裡飾演了李四光的學生。總之，我和弟弟從小就和電影結緣了。再加上自1949年之後就住在中央戲劇學院的大院裡,小在話劇團裡耳濡目染，都是能唱能跳的，只是當時年幼還不夠專業。之後我考取了舞蹈學校，其實也是為成為一名專業的電影演員而做準備。
1954年我在青島參加中國第一屆國際少先隊夏令營的時候加入了其中的舞蹈小組。那年適逢北京舞蹈學校建校，一批年輕老師也到北京新僑飯店向外國友人學那兒去學東南亞舞蹈，剛好我也去看望住在那裡的參加夏令營的外國小朋友,於是他們就和我相遇認識了,回去的時候我搭他們的車，他們在車上對我很感興趣,還搬了搬考了考我的腰腿，當時就動員我報考舞蹈學校。那當時我媽媽不太同意我搞舞蹈，而我爸爸則覺得可以考慮。再加上我參加了一次舞蹈學校和中央戲劇學院的聯誼晚會，也對那裡學生生活充滿好奇。因為我們那時都是男、女校分開，而舞蹈學校則是男女生各一半，而且他們都長得非常漂亮，表演起蘇聯舞蹈來也非常熱情奔放。我當然就想，反正以後要當電影演員，學會舞蹈也多一種可以長本事。於是有天晚上我就去了舞蹈學校。這次是人家十幾個老師專門在一個舞蹈教室裡給我考試，之後就錄取了我。
上了舞蹈學校後我就喜歡上跳舞蹈了，而且學校也把我當成了重點培養對象。三年級分科的時候，芭蕾舞劇科還要我，但最後我選了中國民族舞劇科。學校很重視對我的培養,五年級時之後我們就開始排第一部民族舞劇《劉胡蘭》了，我演的是男主角——被劉胡蘭保護的排長。那時我的舞蹈技巧已經達到自己在學習期間的巔峰狀態，尤其是彈跳特別好；但沒想到，1959年到劉胡蘭的家鄉山西文水縣體驗生活的時候，我因為闌尾穿孔開了三刀，差點把命丟在那兒。之後，大夫就跟我說:你以後不能幹舞蹈這一行最好不要再練舞蹈了。弄得我當時還哭了一鼻子。我後來我才上的是中央戲劇學院。
在戲劇學院我不僅學了話表演專業,還喜歡上了昆曲和京劇,因為歐陽予倩老院長主張話劇演員要學習我國優秀的戲曲傳統,其實在舞校時我就接觸了京劇昆曲的舞蹈身段，而在戲劇學院則有幸得到了著名昆曲表演藝術家侯永奎老師的親授的《林沖夜奔》。這齣戲我學了以後一直未登臺演出，直至我是1979年北京昆曲研習社所恢復活動，我才在吉祥劇院第一次演出，沒想到的時候“一炮走紅”的。那時俞平伯他們都還在，來看戲的專家特別多，如李萬春、張雲溪、侯寶林、謝添、黃宗江等等，都是大專家高層。我與著名武生藝術家王金璐同台演出，我在他《挑滑車》前是武生的演的是《林沖夜奔》。當時得到專家們的讚揚肯定。于丹說，她年輕時就還看過我演的昆曲呢，也許就是這個時候吧。
1996年、1999年我曾參加兩屆的業餘京昆比賽（中國國際京昆票友大獎賽），我得的都是金獎。有人在私下議論到了第三屆他們就不讓我參加了，說：這人你哪兒是業餘的？分明明是專業的嘛。後來我就不參加了。
1982年，在蘇州的一次匯演，我還有幸和俞振飛同台演出。了《夜奔》，那次文化部的領導、全國各昆曲院團以及戲曲界各大劇種的一些著名藝術家都去了。匯演後，有一個專業劇團邀我加盟，但我那時已決定走一條影視產業改革之路，就謝絕了這番好意。錄了像，他們的設備當時是最好的了。
二、中國電視劇藝術委員會的誕生
1980年10月，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和弟弟兄弟二人給時任中央領導人的胡耀邦主席寫了封信，提出進行文藝體制改革實驗的建議，希望允許創建一個民營的電影製片公司。沒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支持我們的意見，說“這是一個新挑戰”。他將信批給了中宣部和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局領導向我們作了傳達。此事讓我們喜出望外。但令我們更沒有想到的是，此事在當時一直不能落實實施。
1981年，時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金山叔叔找到我，與我在一個星期之內連著談了三次話，每次都是兩三個小時。他先問我給胡耀邦寫信的事情，然後告訴我他也給胡主席寫了封信，是關於請中央支持製作電視劇的事。他說現在極缺好的電視節目，特別是電視劇。他建議中央拿出一筆錢來，每年拍兩百部電視劇。結果胡耀邦大力支持，批示讓財政部每年拿出300萬來（當時按一萬五千製作一集，計畫可拍二百集）。他馬上要籌建“中國電視劇藝術委員會”，希望我參與。他說目前既然暫時辦不了民營電影公司，不如先參加這個也是胡耀邦支持的項目。我當然很同意，於是就在金山領導下開始創建“中國電視劇藝術委員會”。開始只有一個五人小組，除金山外，有當時中國劇協的書記趙尋、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李梅林，還有專門負責文學劇本編輯工作的黃維鈞和我。趙尋因劇協還有工作，開始時不常來；李梅林主要負責後勤和財政事務；黃維鈞看劇本；只有我跟在金山身邊跑來跑去。
最早是在中央戲劇學院開會和籌備，早期的工作即是找辦公地點和討論可能儘快上馬的劇本。討論的第一個本子記得是王培公寫的關於國民黨飛行員駕機起義的劇本，這個本子最終沒有投拍。後來決定拍攝的第一部電視劇，是根據小說《馬路天使》改編的上下集電視劇《路》。我奉命負責這部電視劇具體的組織拍攝工作。
拍第一部電視劇時，國家給的300萬還沒有到位，是金山向全國文聯借的錢，只借了兩萬三千元。導演由我去選。開始我選的是剛導演過《鄰居》的鄭洞天，金山認為可以，但見面時，他卻因腳受傷正在床上躺著；第二人選是剛導演過《沙鷗》的張暖忻，金山亦覺得合適，可是張暖忻馬上要去法國學習外語。後來是由電影學院導演系系主任苟文倫推薦,由電影學院教師司徒兆敦帶兩三個正要拍畢業作業的優秀學生擔當此任。最後定下來的是司徒兆敦和正要畢業的張軍釗（後來開創“第五代”作品先河《一個和八個》的導演），司徒為導演，軍釗為執行導演。攝像師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在國際上獲過獎的孫興遠；其他主創人員都是各單位找來的；男女主角由周裡京和劉冬飾演；製片部門只有我和一名劇務李佩鐸（戲完成後，只有李佩鐸留了下來，並成為而後成立的“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的大製片）。而當時我為製片部門定的一個口號：“少花錢多辦事，不花錢也辦事”，也隨著在製作中心流傳一時。
第一部電視劇比較成功（《路》後來還成為培養學生的教材），接下來又攝製了《小戈和他的夥伴》、《夏天的經歷》、《家鄉的榕樹》等作品。在《小戈和他的夥伴》裡，我不僅擔任製片主任，還和鬱福來、黃意麟聯合導演。田壯壯導演的《夏天的經歷》則由新人李佩鐸擔任製片主任，我在後面替他把關。在我到深圳拍攝《家鄉的榕樹》時，電視劇藝術委員會已經開始籌備長篇電視劇《末代皇帝》，並同時籌備成立“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了。
“中國電視劇藝術委員會”完全是金山心血的產物。這個組織時間雖然不長，但對中國電視劇的發展，起到了先鋒和領軍的作用。非常可惜與遺憾的是，金山過早地去世。他是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去世的，是“電視劇藝委會”的超負荷工作，奪走了他的生命！
金山最後一天，是和我一起度過的。上午開會研究工作，下午他和我們藝委會的人到新聞電影製片廠禮堂看南斯拉夫的電影《臨時工》，看完電影后，他讓我和他一起乘車到中央戲劇學院他的辦公室彙報《路》的後期製作情況。彙報完，他又要親自去後期編輯的地方看看。我們又乘車至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剪輯車間。這正是炎夏酷熱之際，在外面很熱，然而在後期編輯的屋子裡，年輕人們把難得享受的空調，降到一二十幾度，這種溫差對老年人日漸脆弱又用腦過度的血管是很不好的。就在當晚，金山叔叔即突發腦溢血，離開了我們！（我曾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紀念文章《金山的最後一天》）
金山的位置無人可以替代，他突然去世，有關部門就醞釀此單位的變動。後由廣電部領導決定，將電視劇藝術委員會與中央電視臺的電視劇部和廣播文工團已在搞電視劇的部分人員合併，組成“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而藝委會拍攝電視劇以外的職能，則變成以後的“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了。
要強調的一點是，電視劇藝術委員會從開創到後來的延伸，都是國營機制，與民營無關。不過，電視劇藝委會的創始人金山是明確支持文藝體制的改革，並支持我走民營道路的。
三、走上民營之路
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1980年，上海《文匯報》率先在報上討論文藝界的體制改革問題，《文匯報》記者請我們參加討論。我剛被隔離審查了十一年，很想搶回失去的時間，便覺得與其紙上談兵，不如實踐行動，於是，和弟弟蔡元元商量，決定給中央領導寫一封信，請中央批准我們試辦一個民營的電影公司。沒想到信送上去兩天之後，就得到了胡耀邦的批示，說“這是一個新挑戰”，讓“試辦一兩個”，以“促進在這方面的競爭”。這個批示更證明了我們想法的正確和它的歷史意義，堅定了我們做這件事的決心，從此，我們就義無反顧奮不顧身地走上了民營之路。
當然，在當時，我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條路是如此的艱難！這條路走到今天，已經有32年了。首先讓我們意外和不解的是，中央領導人的批示，當時在北京不能落實。不得已，1981年，我才先幫金山籌建電視劇藝術委員會。等到胡耀邦下來後，這件事在內地就更辦不成了。當時我們想，在北京辦不成，就去特區辦，結果也沒有辦成。倒是深圳、珠海、海南和澳門的影視產業的空白，在這一過程中被我們填補了。
1983年初，我和深圳市委宣傳部部長在北京聯繫上了，雙方都認為，在經濟特區能夠實現創辦民營公司的理想。於是我立即去了深圳。然而，又沒想到，在深圳特區雖有辦“三資”企業之類的特殊政策，但在辦電影公司這件事情上，特區並不特殊。宣傳部長知難而退，轉而讓我幫助籌建深圳電視臺，說這是“喉舌”，更為急切重要。於是我又在深圳待住了近一年，籌建了深圳電視臺（該台與1984年1月1日開台試播）。但是，就是因為由於要堅持走辦民營電影公司這條路，之後我又離開了電視臺，到了珠海。而後來，深圳電影公司也還是有人辦起來了，不過不是民營的，而是全國第十六家國營電影製片廠。
1983年我就注意到了珠海，並利用假日去考察過。後來，我于1984年元旦正式離開深圳，全力以赴到珠海籌建公司。我和蔡元元先後十八次闖珠海，才於1984年5月16日在珠海成立了由珠海市委宣傳部、珠江電影製片廠和香港的中業公司三家合辦的“時代藝術中心”。這是珠海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文化企業——然而還不是我們心中的民營公司。
“時代藝術中心”成立的初衷也是要拍電影的，不惟如是，還在公司章程中寫明要建立電影拍攝基地。為此，香港的“電影雙週刊”刊登了大字標題為《珠海影城指日可待》的文章。該公司成立時十分隆重，國內與香港電影界的許多知名人士都來了，畫家范曾增和吳祖光的公子吳歡等人還現場揮毫作畫，以表祝賀。只是由於港方承諾的投資一直遲遲未能到位，這個公司也就沒有做什麼事情。我曾提出更換投資方的建議，沒有得到珠海市和珠影廠的同意。八個月之後，我和蔡元元只得退出，於1985年2月5日創建“珠海特區影視文化中心”。這是全國第一家民營電影製片公司，離1980年10月建議提出的時間已四年多了。
現在許多年輕人以為，註冊一個民營的影視公司是很容易的事情。在二三十年前可不是這麼回事！我們雖然在28年前便註冊了這個公司，並于當年就拍攝出歌頌珠海經濟特區建設的電視片《南海明珠》(此片1986年在全國城市台獲“金牛獎”)，填補了珠海市影視製片業的空白；又為于1986年才成立的珠海電視臺，在其建台初期無償提供了幾十部（集）電視劇（片）；1988年還為剛剛建省成立經濟特區的海南省拍攝了第一部電影紀錄短片《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省的誕生》（此片通過文化部外聯局送往一百多個國家），和三集電視片《海南，解纜揚帆》。但是，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仍舊不能拍攝電影故事片，甚至不能拍攝電視劇。前者要國家的許可，後者要省廳的許可。我們公司剛成立時，還是拍了電視劇的，反映深圳中英街的第一部電視劇《家鄉的榕樹》（蘇舒揚、張黎明編劇，蔡驤導演），就是我借著在此片籌備時我還是電視劇藝委會的身份們拍攝的。然而沒過多久，有關部門就下文了，實行電視劇拍攝許可證制度。這種許可證我們是申請不到的。不僅如此，這之後一段時期，珠海市的宣傳部門一位剛升為正職的領導人曾一反原來支持的態度，反而要吊銷我們的執照！（這當然也不是他個人的態度，當時的形勢所然。）
我們的珠海影視文化中心曾三次要被吊銷執照，我們則奮力抗爭。由於當時雖然沒有支持我們的法規，但要吊銷我們的法規也不健全。在僵持了一段時間後，我們掛靠在了“中國華藝音像有限公司”下面，才得以生存下來。只是我們仍不能拍電影，只能拍電視劇。在後來政策逐漸寬鬆後，我們才解除對“華藝”的掛靠。為了繼續追尋電影夢，1989年初，我們兄弟和元元先後移居澳門，在澳門創立了“蔡氏兄弟（澳門）影業有限公司”。
1989年蔡氏兄弟公司即拍攝了澳門人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故事片《夜盜珍妃墓》（陳寶國、雷恪生、楊子純、杜志國等主演），填補了澳門電影製片業的空白。這也是我們走民營公司道路後所拍攝的第一部故事影片，離1980年10月已近九八年有餘。接著於1992年和中央電視臺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合拍了根據澳門女作家小說改編的六集電視連續劇《錯愛》；1995年拍攝了第一部反映澳門本土文化的電影故事片《大辮子的誘惑》；1997年與俄羅斯合拍了吉洪諾夫父女主演的故事影片《冒險》；1999年為迎澳門回歸，與廣東有線電視臺合作攝製了30集電視片《細說澳門》；2004年為紀念澳門回歸五周年，和中央電視臺合拍了七集電視片《感受澳門》；2009年出品攝製了第一部由澳門人自己獨立出品並反映最當前的澳門普通居民現實生活的故事影片《還有一星期》。
在澳門最主要的成就，是填補了澳門在影視文化產業方面的空白。我們所有拍攝的影視作品在藝術上和社會價值、社會影響方面，沒有一部是失敗的。打響第一炮的《夜盜珍妃墓》（上下集），在國內即訂制了302個拷貝，這個數位是很少有的，當時許多片子都是幾十個拷貝，十幾個拷貝的，甚至幾個拷貝的都有。可見此片受歡迎的程度。
《大辮子的誘惑》更可以說是澳門電影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從內容到風格，這部影片才能夠稱得上是代表澳門的澳門電影。它先後在國內外獲得第十九屆百花獎的“最佳合拍片”獎，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獎”，上海影評人評的“九五”十佳影片，葡萄牙第二十五屆費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和評審團聯合頒發的特別大獎及記者團評選的“最受歡迎影片”，還有美國費城國際電影節的榮譽獎。
三十集的電視片《細說澳門》是第一部全面而詳細地介紹澳門的專題片，此片在澳門回歸祖國之際，在中央電視臺、中國教育電視臺和許多省市電視臺播放，並通過中央台的國際頻道對海外傳播。中央電視臺總編室的評價說：“這是一部集思想性、觀賞性、娛樂性於一體的作品，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對全國觀眾瞭解和認識澳門起到積極作用。”
《還有一星期》是首部反映澳門回歸祖國後當前普通老百姓現實生活的故事影片，2011年此片在美國洛杉磯國際家庭電影節獲“最佳喜劇片獎”；在和中美電影節獲得“金天使獎”的“中華語電影推動獎”。
除了拍攝影視作品之外，我們還在澳門先後創立了“澳門電影協會”、“澳門文化產業促進會”，舉辦培訓班，召開有關影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各種研討會，並以民間社團的身份積極參加社會上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活動。
由於我們畢竟做了點事，因此我本人成為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文代會的特邀嘉賓和第九屆全國文代會的特邀代表，被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被澳門特區政府委任為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又曾被推選為第一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第九至、十、十一、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選舉會議成員。
2011年我獲得了中華文化促進會和鳳凰衛視聯合頒授的“2011年中華文化人物”稱號；2012年當年澳門電影協會也獲得北京文化產業博覽會辦公室及中國版權保護中心頒發的“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年度大獎”的“中華文化創意產業推動獎”“文化產業領軍人物獎”。
也許有人覺得我夠風光的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這些風光背後的辛酸、淚水和慘重的個人代價。1989年之前，在內地創辦民營電影公司的艱難就不說了。到了澳門之後，在另一種社會制度下，也有其不同的問題和困難。一個很淺顯的道理：任何植物的生長都必須要有適合它生長的土壤。澳門在那麼長的歷史時期沒有電影製片業，說明這塊土地一定缺乏電影業生長的某些元素。從一方面來看，澳門具有數百年東西方文化交匯的人文積澱，經濟上也很富裕，人均GPD是亞洲之最，按說發展影視文化產業不是問題。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澳門經濟的繁榮是在一百年前木帆船大港口的時期，而在失去木帆船大港口的優勢之後，經濟曾一度低迷下滑。近年來經濟的急速上升，卻完全是博彩業的畸形發展造成的。我們只看近三年來博彩業所占GDP的比例就知道了：2009年是70%，2010年是83%，2011年是91%。博彩業之外所有行業的產值才占那麼一點比例，整個文化產業的產值提都提不起來，那影視文化產業的產值還有什麼？當前在澳門，對發展整個文化產業（除博彩業外）人們實際都是缺乏信心的，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水泥地”！澳門最重要的是缺少什麼？是人才和市場！所以澳門雖然有錢，但錢不往電影和其他文化產業上流，而是滾滾流向賭場！
由於澳門本身在電影方面沒有市場，只能首先依靠國內，而國內影視發行體制的改革又始終存在著問題，比如《大辮子的誘惑》，是得了百花獎的，按理說，觀眾應該很多，票房應該很好，可是我們才拿到三百多萬，並且是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支付給我們的。《大辮子的誘惑》在經濟上的虧損，使得我們把澳門的寫字樓都賣了，在很長的時間裡緩不過勁來。可以說，《大辮子的誘惑》在藝術上的成功，是我們在澳門成就的一個亮點；而此片在經濟上的失敗，曾使我們在一個時期陷於困境。在澳門的企業都是自生自滅，不會因為你做的事是有意義的，就有什麼政策來支持你。只是我們至今沒有躺倒，仍然在拼搏。
我們真正的困難，是受到兩種制度所存在的不同問題的制約。但我們從不灰心喪氣，因為兩種制度都有有利於我們發展的一面，體制本身也必會改革和發展變化。我們應該在挫折中學會趨利避害，調動和整合有利於影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元素和資源，繼續努力做點實事。
總之，我認為，中國影視界現在最缺的不是會演戲的人，也不是會導演的人，而是會整合資源的人。關鍵就是要有人能在沒錢的時候找到投資，能在看到好本子的時候把本子拿過來，並且知道由誰來導、由誰來演合適，並最終能把這些資源都整合在一起。同時，我認為還有一個觀點，就是現在我們講的文化創意產業中最好的所謂“創意”，其實就是善於對各方面資源進行巧妙整合。這就和作家要想寫好書，必須靠一支筆整合好自己掌握的各種生活素材一樣。而我現在扮演的角色，正是整合各方資源的人。
四、對中國影視走出去的意見和建議
當初，我們想到澳門還沒有電影產業，於是就到了澳門。但在很長時間裡，民營公司依然沒有辦法走出下去。其實這和中國的影視作品總也走不出去一樣，都和體制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國內有關部門大講“走出去”的問題。首先要明確為什麼要“走出去”？並不斷端正自己的宗旨和目的，否則會陷於盲目性。在“走出去”的問題上，既不要“夜郎自大”，自以為是，也不用自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要一談到意識形態就想教育別人，一考慮到自己的實際利益就想賺人的錢！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先想清楚。
第二，要認真調查研究。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調查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是對自己，一是對外面。不要以為我們對自己有多少瞭解。人貴有自知之明。我以為，我們對自己的認識是很不夠的！我們強在哪裡？弱在哪裡？問題在什麼地方？認識不是很清醒的。
而對外面的瞭解更不夠。不要講電視，叫嚷電影走出去已經許多年了。為什麼我們的電影這麼多年來，只能在一些電影節拿個獎，而總是進不了人家的市場呢？就是對人家的觀眾所需及市場不瞭解嘛。市場是有市場規律的。
第三，學習先進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要“走出去”應該而且可以學習別人是怎麼“走進來”的！為什麼美國大片一進來就幾乎佔領了我們所有的銀幕？為什麼韓國電視劇一下子就家喻戶曉，以至於韓國影星成為我們年輕人的偶像？另外，印度的電影，巴西的電視劇都進來過。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而且可以好好研究的課題。
最後，還要解決一個方法問題。僅靠行政指令的辦法，恐怕是不行的。
文化與文化產品走出去，是一門講科學的學問，它有其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不能違背規律，只能去認識並遵循規律，向彼岸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