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此次頒獎活動介紹中，我們給您的定義是電影藝術家，現在您更傾向於哪個身份？電影人，教師，藝術家，或是民營企業家？
我既是電影人、藝術家，又是民營企業家，還是一名教師。這些名稱都是伴隨我走過大半人生的實際身份，很難講我更傾向於哪個身份。從1949年和父親、弟弟一同登上銀幕至今，與電影結緣62年了，電影人的身份已融入我的血液中；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就登臺演話劇，又是文化部北京舞蹈學校最早一批的學生。本人既是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工作過近二十年的話劇演員，又一生酷愛昆曲、京劇，藝術早已深入到我的骨髓裡；至於我這個“民營企業家”實際是一個文化產業的實踐者。民營企業，是在文化藝術的江海中航行的船，是為了更好地從事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藝術事業的平臺，是為了更好地擔負起傳播和發展中華文化使命而不能不擔當的一個文化產業實踐者的身份！
當然，可以說我最喜歡的稱號，還是教師。因為我喜歡孩子們，他們是我們的未來和希望。世上的一切事都是人做的，人才是最寶貴的！我個人的一切都是社會所給予的，必須再回饋社會。為此，作為一個教師，是我非常心甘情願地擔負的神聖的角色！
2、在珠海學校的授課情況如何？能否給我們講講當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文化產業的屬性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實際操作中如何平衡？您是否同意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分類？
我在2003年至2009年期間，曾被聘到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文化藝術學院（後又轉至“影視學院”）任教並擔任主管教學的副院長。2003年創建的第一個專業便是“文化產業管理”。
關於文化產業的這個題目很大，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的。當下文化產業的發展狀況，就世界先進國家來看，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美國的影視文化產業的年出口額，在本世紀初即超過航太業，位居第一位；日本的影視文化產業的年總產值，也已超過其發達的汽車工業。而我們國家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領導層才開始有文化產業的理念。從國家“十·五”計畫提出“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至今才十一、二年，應該說發展速度還是很快。但中國國情與許多國家不同，中國是長期實施計劃經濟並會長期受其影響的國家。為此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必然有一些不容易解決的瓶頸問題。當前有些人，對文化產業的基本概念，對究竟什麼是文化事業？什麼是文化產業？都還並沒有搞清楚。
關於文化產業的屬性問題，是必須認識清楚的。
第一屬性即是經濟性。既然是產業，不管是什麼產業，首先都是個經濟方面的問題。這不僅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裡，在整個商品社會裡，也是不用討論的問題。
第二屬性是社會性。真正的文化產業，是利用社會化產業化的生產方式，創造和製造文化產品（包括提供文化方面的服務），滿足社會大眾文化精神方面的需求。文化產業既不是個體的、少數人的生產活動，它也不適合靠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模式去運作。這裡的關鍵字是“社會化生產”，“為社會大眾服務”。
第三屬性是文化性。文化產業的產品，當然與第一產業工業，第二產業農業的產品都不同，這即是它的文化性。須要注意的是，就如同任何產品都有不同的品質問題一樣，一切文化產品（包括服務）的文化性，也都有高低優劣之分。
此外，在文化產業和文化產品的屬性中，還有對公益性與私益性，藝術性與商業性等對立統一關係的認識問題。在此就不談了。
把文化屬性放在第三位元，並不意味文化不重要。因為這裡談的是一種產業的問題，而不是文化與經濟孰輕孰重的問題。關於發展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必須相適應的問題，我已在頒授典禮上的獲獎感言中談了。在這裡，不能不談談對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關係的認識問題。當下對這兩者的關係，有不少不正確的“理論”。
數年前，有一著名高校的刊物上介紹，有人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界限的劃分，說：“凡屬於公益性極強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是文化事業；凡屬於私益性極強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即是文化產業。”這無疑是很錯誤的觀點。公益性和私益性，不僅在商品社會裡，在整個人類社會中，都是一對不可分割的對立矛盾的統一體。否定私益，公益何來？只顧私益，社會如何發展前進？文化事業是公益性的，文化產業也必須有利於公益，為公益服務，否則它就不能存在！
其實，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文化產業，它只是一種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模式，它是在人類進入知識經濟社會之後，既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又是文化事業發展的的一種重要手段。文化事業包涵文化產業，而文化產業卻不能包涵更不能替代文化事業，因為不是所有的文化和創意都能產業化的；對我國文化界所特有的所謂“事業單位”的解釋，如《現代漢語詞典》中說的：“特指沒有生產收入，由國家經費開支，不進行經濟核算的事業（如：事業單位）。”
更不能用來解釋整個文化事業。無論用什麼方式所從事的一切文化活動，包括創作和生產文化產品以及提供文化方面的服務，都屬於人類社會的文化事業。在這裡必須分清目的和手段。文化產業當然要盈利，要賺錢，但決不能把盈利賺錢當作最終目的！
3、在國家強調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候，應該如何把握機遇？就電影產業來說，您覺得電影的軟實力具體體現在哪裡？
現在我國的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因為在我們國家無論做什麼事情，是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的。中央提出號召，就會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就會在一個時期形成一種氛圍。然而能否把握這個機遇，還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具體的行動。
電影是一種綜合藝術，在各種藝術當中，它是最早實行產業化的，電影產業在許多國家的文化產業中都位居重要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比如《泰坦尼克號》的收益居然能達到數十億美元。韓國正是看到一部電影的收益竟然超過他們三星集團一年的總產值，意識到“資源有限，創意無限”，才專門制定政策，下大力發展影視文化產業的。
電影不僅在經濟方面有很大的能量，而且在文化和精神方面有巨大的作用和深遠的社會影響。我們不能不承認，隨著美國電影的傳播，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青少年；近來被稱為“韓流”的韓國影視作品，對我國年輕一代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許多年輕人連穿服裝和在化妝品的使用上，都以學韓國影星為時尚。電影本來就是容易“走出去”的文化產品，在數位化時代到來之後，其傳播的廣泛和速度，將是更難以想像的。其對社會的影響，必會與日俱增！
4、此次文化人物中有一位以小成本電影獲得此榮譽的九把刀，您如何看待小成本電影？
小成本電影是不容忽視的，並非因它的成本小，就不會有大收益，產生大作用。九把刀的電影就是很好的例子。張藝謀最近也特別向傳媒說，不要以為唯大唯好，影片成本的大小要根據不同題材的不同需要，影片的好壞和效益，不在成本大小。
5、您此次獲獎的影片《還有一星期》在成本上屬於什麼類型的電影？和之前拍攝的電影最大的區別在哪裡？這部電影在去年上映，當時的情況如何？拍攝期間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本人2011年在美國獲獎的影片《還有一星期》也是小成本的電影，它甚至比九把刀電影的成本還要低。我們“蔡氏兄弟影業公司”以前拍的《夜盜珍妃墓》，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發生在河北省的盜墓故事；《大辮子的誘惑》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在澳門的東西方文化碰撞與交融的故事；而最近的《還有一星期》，則是反映澳門回歸祖國之後最當前的普通藍領階層的生活，寫他們的喜憂和對未來的希望。
這部影片，在成本上，比過去的都要低；在技術上，首次使用數位技術；在攝製組團隊的組織方面，除男女主角外，基本都用澳門本地人作演員。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就是這部片是澳門第一部自己獨立出品的故事影片。
在創作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一個是劇本，一個是資金。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電影的“米”，是三“子”：本子、款子、班子。本子居於首位。我在確定最後這個劇本前，否掉了八個本子。確定這個本子後，又修改了八、九稿，才開拍。
資金問題雖排在本子之後，但解決起來並不比本子容易。這是因為我本人畢竟是文人出身，何況投融資問題，是我國電影產業普遍存在的一個重大瓶頸問題。投融資的瓶頸問題之所以存在，又與我國發行的體制和機制問題有關，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為此，這次我又再次將我們公司的房產抵押貸款來進行運作，並取得澳門基金會的支持，才得以完成的。
此片在澳門、珠海和北京舉行首映式、招待會與研討會時，獲得好評，不止一家媒體用“好評如潮”為標題作了報導。由於這部是澳門電影，正在爭取享受“國產片”待遇，相信不久將會在國內發行。
6、這部電影所包含的澳門人文內容十分豐富，它的拍攝初衷是什麼？怎麼會想到拍攝一部關於澳門人現實生活的影片？是否有引導澳門文化走出去的含義？
前面講到，確定這個本子之前，否掉了八個劇本。之所以定下這個本子，主要就是因為它的的人文內涵和現實意義。其原作是個話劇劇本，還是個獨角戲，很難改編。然而由於這個劇本既是寫澳門最當前的現實的故事，又表現的是普通百姓、藍領階層的喜憂，更重要的是原作符合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忠實於真實的生活，不是瞎編亂造。這是真正的澳門人的題材，拍出來即是真正的澳門片。所以我喜愛它。我想對於所有想真正瞭解澳門和澳門人的觀眾來說，應該是有吸引力的，越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東西，越具有世界性，此片在美國洛杉磯獲獎應說明一定的問題。
7、您對昆曲、京劇都有所涉獵，怎麼決定最後投身於電影行業？您投身電影這麼多年，輾轉北京、珠海、澳門三地多年，您感覺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我畢竟登上銀幕較早，從小就想當一個電影演員。後來學舞蹈、話劇表演都是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去學的。學昆曲、京劇也是中央戲劇學院的老院長歐陽予倩主張話劇演員必須向戲曲傳統學習，就認真地學了。然而什麼事情一付出了代價，就會產生感情。離開舞蹈學校進戲劇學院，是灑淚而別的；對昆曲、京劇也是越學越喜歡，1982年在蘇州有幸與俞振飛先生同台演出後，當時上海昆劇團的負責人曾邀請本人加盟該劇團，我雖然一輩子都不想放棄對昆曲的學習和研究，但專業的主線還是選擇了電影。
北京、珠海、澳門這三個地方最大的變化，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它們最大的變化也就是改革開放的變化。
8、您在博客中說道“有三種單純而無比強烈的感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探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能舉例談談這三種感情是如何左右您的嗎？
這不是我的話，是哲學家羅素在他的文章《為何而活》中的話。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越咀嚼這段話，越引起強烈的共鳴、共振。
人是有愛情的高級動物，愛情是人的生命之泉。人在苦難與困境中，心中有愛或能被人愛，就有對未來的希望。人越珍視生命，就越有對愛情的渴望；而對知識的不斷探求，會逐漸昇華人生的價值，使自己對人生及人類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使自己對人生及人類社會的感情愈來愈深厚，原本比較狹隘的愛，會隨著知識的增長變得廣博而持久；“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更重要的感情。人，是社會的人。如果說“對愛情的渴望”是比較個人的追求，而“對知識的探求”使我們從個人的需求出發，逐漸使人融入社會，從自在的社會人，到自為的社會人。那麼第三種感情，則是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必須具備的一種情感。不要小看這種同情心。只有具備這種情感，才能使人擺脫自私，願為社會大眾做事。只有具備這種情感，才能使人昇華為高尚的人。
9、您認為，一個電影人的社會責任如何體現？您的多重身份是否更有利於傳播與發展中華文化？
一個真正的電影人，必須要有社會責任感。電影人固然熱愛電影藝術，但不能為藝術而藝術，為電影而拍電影。他在創作時，應該考慮自己作品對人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這是一個藝術家、文化人起碼的良心。為此，電影人不僅應該有“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還應該有對真善美的嚮往和追求，對假惡醜的痛恨與鞭撻。
本人的多重身份確實有助於傳播和發展中華文化。無論電影人還是藝術家，都是用自己的專業傳播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民營企業家，是採用文化產業的生產模式來傳播和發展中華文化；而教師，他的天職就是傳播文化，並通過培養下一代來發展文化！
10、現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在您看來，“中華文化人物”評選活動對文化發展的意義是什麼？對此評選活動有何意見和建議？
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一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繼續進行已奮鬥三十一年的體制改革的實踐；一是繼續為人民大眾創作作品，生產文化產品；再一就是培養下一代，把社會所給予本人的一切，回饋社會。
當前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從表面來看，是投融資問題，還有缺乏好的劇本的問題。實際上，深層次的是體制問題！體制問題不僅在國內存在，在澳門也存在。這一點也不奇怪，在各個領域，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總是存在的。關於深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發展的關係，在前不久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有關決議的標題上，即寫得十分明確。如果不能具體落實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問題，則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即會成為難以實現或難以持續的口號。
“中華文化人物”的評選活動，在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對文化的發展無疑起到積極的鼓動作用。在當前許多人都在埋頭賺錢，拼命發展經濟，以使得當今世界出現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不平衡的時候，中華文化促進會和鳳凰衛視能組織這種活動，特別表彰為發展文化作出貢獻的人，高舉文化的旗幟，這是一件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功德的事！
希望今後更加強活動前後的宣傳，延伸這個評選活動的效應和效益。在活動前後媒體的相關宣傳裡和頒授典禮上，無論是對文化人物的介紹和點評，還是被表彰者的獲獎感言，都對聽者、觀者有一定的吸引力。若能再經過整理編輯成冊（比如出版“中華文化人物記”等），並拍攝有關專題片，即會使此活動已整合起來的資源，發揮更廣更大的作用。